1958年，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中去世，终年80岁。
去世前几年，他寄居在承泽园，穿长袍，戴小瓜皮帽，拄拐杖，走路一高一低。
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记得，这个老头不太爱说话，没事就钻进书房看线装书和棋谱，对客人客气，微微欠身点头，对孩子也一样。
他吃饭时，桌上常常只有窝窝头切片和咸菜，但他仍然正坐，胸前戴好餐巾，用刀叉进食。
这位被称作“中国最后一位皇太子”的人，晚年在一种近乎固执的体面里，消化着自己前半生留下的全部后果。
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于氏所生，为嫡长子。袁世凯早年对他寄予厚望，请德国牧师教他德文，年轻时被送到德国留学，通晓德语和英语，能读外文书，也做点翻译。
1913年，袁克定骑马摔坏了腿，赴德国治疗，落下终身残疾。
在德国期间，德皇威廉二世有意拉拢袁世凯，对这位“大公子”礼遇有加，还向他灌输在中国实行帝制的想法。
袁克定回国后，成了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推手之一。
他伪造《顺天时报》，把反对帝制的言论过滤掉，换上拥护称帝的文章，每天送进袁世凯的书房。
袁世凯一直靠这份报纸揣摩日本的态度，拿到手里的却是一份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制的假报。
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，事情最终败露，是因为家里的丫头用真报纸包了五香蚕豆进门。
在与汪精卫的关系上，袁克定扮演的是袁世凯政治布局中的一枚棋子。
辛亥革命前夕，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，出狱后经袁世凯笼络，与袁克定在袁世凯面前结为异姓兄弟。
而这层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。
南北议和期间，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，袁克定通过汪精卫指使革命党人彭家珍刺杀了清廷禁卫军统领良弼，为逼宫清室扫除障碍。
汪精卫后来在政治上的走向是另一回事，但袁克定与他结拜这件事本身，说明袁克定在清末民初的权力过渡中并不是一个边缘人物，他深度参与了袁世凯的谋划，也清楚其中的分寸与代价。
洪宪帝制只维持了八十三天，袁世凯在各方讨伐声中病逝，临终前说过“克定害我”这样的话。袁克定分到一笔遗产，但他在天津的生活很快失去控制。
他年轻时过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，捧戏子、玩古董字画，没有生财之道，家产一点点典当殆尽。到了最窘迫的时候，一位老仆人到街上捡白菜帮子，蒸成窝窝头给他充饥。
即便如此，袁克定吃饭的规矩没有丢，窝窝头也要用刀叉切片，佐以咸菜。这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排场，只是一个被旧式教养塑造成型的人，在失去一切之后仅剩的自我约束。
而真正让袁克定与“汉奸”二字拉开距离的，是1937年之后的选择。
北平沦陷后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看中了袁克定的身份，想拉他进入华北伪政权，利用他对北洋旧部施加影响。
土肥原多次派人游说，许以高官厚禄。与此同时，曹汝霖也出面劝说袁克定，把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袁氏花园卖给日本人。
袁氏族人中有人赞成，觉得能分到些钱。袁克定拒绝了卖园，理由是“先人发祥之地，为子孙者不可擅自出售”。
对于伪职，他同样没有接受。他掂量再三，说出任固然能解决财源，但不能因此做汉奸。
为了彻底切断纠缠，他登报声明，称自己有病在身，不问政事，拒见宾客。后来有人把那张声明报纸装裱起来，题诗表彰他的气节。
1948年，张伯驹把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接到承泽园。张伯驹是袁克定的表弟，论政治立场，两人并不一致。
张伯驹反对帝制，对袁克定当年鼓吹洪宪的做法不以为然，但看他家产耗尽，生活难以为继，还是伸了手。
1949年以后，章士钊安排袁克定进入中央文史馆，挂名馆员，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。每次领到工资，袁克定都要交给张伯驹的夫人，算是生活费，但张伯驹夫妇不肯收。
他在承泽园的生活极有规律，看书，看棋谱，不参加张伯驹那些谈诗论画的聚会。一个曾经把“大皇子印”到处乱盖的人，晚年连别人家的客厅都不怎么进去。
袁克定的一生被“皇太子”三个字牢牢框住。前半生他追逐这个位置，伪造报纸，推动帝制，把父亲和自己一起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。
帝制失败后，这个头衔变成了一笔负资产，让他背着“欺父误国”的名声，在经济上的窘迫中度过漫长岁月。
但在最能够用“皇太子”身份换取实利的时候，在日本人把条件摆到桌面上的时候，他没有点头。
他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晚年的日子也说不上体面，只是在承泽园的书房里，安安静静地读着德文书，吃着窝窝头，正坐着。
鼎峰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